民国时期,产生了许多对中国新教育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教育家,下面择要介绍蔡元培、陶行知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。
一、蔡元培的教育思想。
蔡元培(1868-1940),字鹤卿,号子民,浙江绍兴人,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、教育家,光绪年间进士,两度留学德国。清末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、上海南洋公学教习,创办上海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,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。辛亥革命后,1912年,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,主持制定《壬子-癸丑学制》;1915年在法国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及华法教育会,提倡留法勤工俭学。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27年后,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。一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奋斗,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改革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。下面择要介绍其教育思想。
(一)体、智、德、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思想
1912年4月,蔡元培发表《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》一文,提出了军国民教育、实利主义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世界观教育、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。他说:“五者,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。”[1]他认为,“军国民主义为体育;实利主主义为智育;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;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。”[2]1920年他发表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》一文中,系统提出体、智、德、美四者和谐发展的主张。他认为:普通教育的目的在于“养成健全的人格”。这种教育内分四育:“(一)体育,(二)智育,(三)德育,(四)美育。”“这四育是一样重要,不可放松一项的。”[3]
他详细解释论述了这几方面教育的内容。(1)军国民教育即体育,既是强兵富国的需要,也是养成健全人格所必须的。(2)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,包括各种普通文化科学知识,有历史、地理、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博物(包括树艺、烹好、裁缝、金工、木工、土工等实用技术)、手工等。他认为不仅要传授知识技能,而且要训练学生思维细密、对事认真的科学态度。(3)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,他认为德育是完足人格之本。德育的内容就是法兰西革命所标揭的自由、平等、亲爱,反映了他要以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愿望。(4)美育可以“陶养吾人之感情,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,而使人我之见、利己损人之思念,以渐消沮者也”[4]。
蔡元培提出的体、智、德、美和谐发展的方针符合当时历史的要求,在教育上是一种重大的进步,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宗旨的否定。从人才培养上,这几方面的教育,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规律,只是不同的阶段在各方面的要求不一而已。
(二)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思想
这是蔡元培提出的改革北京大学的原则,成为他发展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。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演讲,就明确指出:“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”[5]次年在《北京大学月刊》“发刊词”中又强调:“大学者,‘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’之学府也。”[6]他认为,大学各种学术派别“常樊然并峙于其中,此思想自由之通则,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”[7]。直到晚年,他总结一生办教育的时还说:“我对于各家学说,依各国大学通例,循思想自由原则,兼容并包。无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,即使彼此相反,也听他们自由发展。”[8]
他还对“学”与“术”作了严格区分。他说:“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,学为学理,术为应用。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,如工商,如法律,如医学,非但研求学理,并且讲适用,都是术。纯粹的科学与哲学,就是学。学必借术以应用,术必以学为基础,两者并进始可。”[9]对中国来讲,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学理,若一国内,练习技术的人很多,而研究科学的人却很少,那样的技术也是无源之水,发展是有限的。因此,他主张“以学为基本,术为支干,不可不求其相应”[10]。根据“学术并进相应”思想,他主张学科沟通与融合,反对拘泥保守的课程与学习观。
蔡元培以上述思想为指导,对旧北京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。首先,聘请有学术造诣的各派人员到北大任教,到校不久就聘请了《新青年》杂志主编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,请在学术上有突出造诣的胡适、马叙伦、李仲接(四光)、任鸿隽、马寅初等到北大任教。以后,李大钊、鲁迅也在北大兼课。还留用了有业务专长但思想保守甚至反动的人,像积极拥护袁世凯但学术上与章太炎齐名的古文经学家刘师培、以复辟为己任蓄留长辫子但又精通英语把《四书》译成英文的辜鸿铭。其次,将工科调北洋大学,努力把北大办成以研究高深学问、培养高级综合型人才为中心的文理科综合性大学。再次,改革系科、专业、课程和教法。打破文、理、法三科界限,变科为系,取消学长制,改设系主任;改年级制为选科制;组织各种学术团体,开设各种学术讲座,鼓励学生专精与博涉相结合。
(三)尚自然、展个性的教育思想
这是蔡元培针对封建传统教育无视学生特点,违反其身心发展的自然法则,束缚其个性发展而提出的教育主张。他说:“教育者,与其守成法,毋宁尚自然;与其求划一,毋宁展个性。”[11]他反对注入式教学,提倡发挥儿童个性,要学生自动、自学、自助,教师的责任只是在学生感到困难时,去帮助他们。按照尚自然、展个性原则的要求,他特别提倡要研究教育科学,尤其是要用实验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学、教育心理学和教材教法以及学习欧美新教育思想等。
二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
陶行知(1891-1946),原名文治,又名知行,安徽歙县人。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。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。1914年留美,次年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,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,师从杜威、孟禄等教育家。1917年回国,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、教育科(教育系)主任。1922年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,1923年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。同年与朱其慧、晏阳初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,推行平民教育。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,开展乡村教育。1930年秋流亡日本。1931年春回国,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、晨更工学团、报童工学团、流浪儿童工学团,提倡普及教育。期间,创办《生活教育》半月刊,并任《生活教育》和《普及教育》周刊主编。1936年组织国难教育社并任理事长,提倡国难教育运动。1938年12月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,任理事长。1939年在四川合川创办育才学校。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,被选为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,主编《民主教育》月刊。1946年创办重庆社会大学,任校长。陶行知思想非常丰富。其中以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思想最富特色。
(一)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
普及大众教育是陶行知毕生大部分精力奋斗的目标。他说:“这十几年来,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,有时提倡乡村教育,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,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,欢喜翻新花样,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,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,如何使没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。”[12]
陶行知认为,普及教育首先要打破学生关,消除儿童与成人、男子与妇女的界限,让所有男女老幼都成为普及教育的对象。其次,要打破先生关。他认为普及教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“小先生制”,发动全国的小学生和识字成人来开展普及大众教育。再次要打破课堂关,普及教育必须适应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,工学结合,时间安排和教学组织应灵活多样,一定不能妨碍群众生产。第四要攻破课本、纸笔关。他提出:“中国是个穷国,必须用穷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,不用浪费的方法去普及穷人所不需要的少爷、小姐、书呆子的教育。”普及教育要从群众经济状况出发,因陋就简,因地制宜。第五要攻破学校关。他认为专靠学校很难普及教育,因此必须采用自学团、共学团、工学团、空中学校等组织形式,广泛开展普及教育活动。第六要打破人口关。要普及教育,必须控制人口增长,节制生育,推行避孕、晚婚和只生二胎的方法,否则很难普及。第七要有立法保证,“劝导与强迫并行”,同时要使一切妨碍别人求学的人都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陶行知一生为普及大众教育做了大量工作。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师任教时就举办了暑期学校,带领留校学生教居民、车夫、商贩识字读书。1923年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,编写了《平民千字文》,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,教平民读书识字。1926年后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,重点是普及大众教育。1930年担任教育部“教育方案编制委员会”义务教育组主任,与马寅初、朱经农共同起草了《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》,成为当时政府推进普及教育的纲领性文件,后又发起普及教育运动。在长期的普及教育实践中,总结了许多适合中国特别农村教育实际的宝贵,为普及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。
(二)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
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深受杜威的影响,源于对中国教育的反思,形成和完善于长期的办学实践。所谓生活教育,按照陶行知的解释,就是“生活所原有、生活所自营、生活所必须的教育”[13]。“从定义上说,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,用生活来教育,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。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,是生活决定教育。从效力上说,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。”[14]一句话,生活教育的实质就是“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”[15]。生活教育思想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部分:生活即教育,社会即学校,教学做合一。“生活即教育”是生活教育的本体论。陶行知指出:“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。生活无时不变,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:“生活即教育。”[16]他认为“过什么生活,便是受什么教育”[17]。“现代的人,要过现代的生活,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。”[18]“社会即学校”是生活教育的领域论。陶行知指出:“整个的社会是生活的场所,亦即教育之场所。因此,我们又可以说:“社会即学校。”[19]“教学做合一”是生活教育的方法论,涵义是:“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;学动方法根据做的方法。事怎样做便怎样学,怎样学便怎样教。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。在做上教的是先生,在做上学的是学生。”[20]其基本特征是以“做”为教与学的中心,强调“行是知之始”、“重知必先重行”[21]。
(三)创造教育思想
他指出:“行动是老子,思想是儿子,创造是孙子”[22],换言之,“‘行动’是中国教育的开始,‘创造’是中国教育的完成”[23]。就创造教育而言;“手和脑在一块儿干,是创造的开始;手脑双全,是创造教育的目的。”[24]陶行知重视创造教育,不仅撰写了《创造宣言》、《创造的儿童教育》和《创造的社会教育论纲》等创造教育专论,而且在其大多数教育论著中都论及了创造教育问题,尤其是儿童创造能力的培养;他在《育才三方针》中规定“向着创造生活前进”是其核心[25],在致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《最后一封信》中又以“为科学创造而学习”和大家共勉[26];他创办重庆社会大学,强调创造新世界是社会大学“主要的功课”,“社会大学之道”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四个大德,即:觉悟、联合、解放和创造[27]。凡此可见,创造教育理论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陶行知强调培养人的创造能力,即:(1)“治学”能力,即自动、自学和自得的政治学能力;(2)思维能力或认识能力,即观察、分析、综合、推理和判断的能力;(3)“治事”能力,即手脑并用,能言能行,善待人,会办事的能力。他主张创造教育应从儿童抓起。他撰写了《创造的儿童教育》和《民主教育》等文章[28],提出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需要“六大解放”,即解放儿童的眼睛、解放儿童的头脑、解放儿童的双手、解放儿童的嘴、解放儿童的空间、解放儿童的时间,“有了这六大解放,创造力才可以尽量发挥出来”。
[1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326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[2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327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[3]高平叔编:《蔡元培教育论著选》,316-319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4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339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[5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333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[6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354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[7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354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[8]高平叔编:《蔡元培教育论著选》,244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0。
[9]高平叔编:《蔡元培教育论著选》,135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0。
[10]高平叔编:《蔡元培教育论著选》,136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0。
[11]陈学恂主编:《中国近代教育文选》,349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3。
[12] 《陶行知教育文选》,150页,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1981。
[13] 《陶行知全集》,第二卷,633页,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1985。
[14] 《陶行知教育文选》,267页,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1981。
[15] 《陶行知全集》,第二卷,288页,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1985。
[16] 《陶行知全集》,第二卷,634页,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1985。
[17] 《陶行知全集》,第二卷,288页,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1985。
[18] 《陶行知教育文选》,116页,北京:教育科学出版社,1981。
[19]董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390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0]董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349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1]董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285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2]董宝良主编;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383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3]查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385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杜,1991。
[24]董宝良主编;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383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5]董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588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6]董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649~650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7]董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630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[28]董宝良主编:《陶行知教育论著选》,592~598页,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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